《孙子兵法》中的“虚实”是整篇文章的核心

问天

《说文》中，“虚”的本意是指虎豹横行，了无人迹的地方，初为“墟”，名词。后演变为不真实的，不实在的，无意义的以及空无的等意。

《说文》中，“实”本意，富也，指家中富裕，柜中藏贝。后衍伸出无空隙的，真的，不虚假的形容词的意思，也衍伸出果粒、种子，生活状况等名词的意思。

由此可见，“虚”与“实”的古意与现在的意思差别不大，现在人们亦不需对其意思本身进行过于繁复的解读。

《孙子兵法》的《虚实篇》是一篇讲述作战指导法的篇章。孙武在文中就如何利用敌方的“虚实”战胜敌人进行的讲解，但是对什么是“虚实”，以及如何配置我方的“虚实”没有进行过多解释。通观整个《虚实篇》，可以显见，“实”是指某方军事力量强大的方面，而“虚”则是指其军事力量薄弱的方面，“避实而击虚，水因地而制流，兵因地而制胜。”是指避开敌方军力锋芒转而打击敌薄弱环节，从而取得胜利的意思。这就出现了一系列疑问，既然敌在此环节中部署的兵力不足，是否说明此环节无关紧要？既然无关紧要，打击此环节又为何能够取胜？

在此，又使人想到了另外一个问题。克劳塞维茨在《战争论》中提出了“重心”这一概念。他认为“重心”就是军队最为集中的地方，战场上的决战就是“重心”对“重心”的对抗，打击敌“重心”是战胜敌人的关键。他又有认为，“敌人的重心根据情况可能是军队、首都、同盟国的军队、同盟国的共同利益、在民众武装中的主要领导人和民众的情绪等。应该永远打击敌人的重心，而不是以整体打击敌人的部分，只有不断寻找敌人力量的核心，向它投入全部力量，以求获得全胜，才能真正打垮敌人。”

如果把孙子的“避实击虚”与克劳塞维茨打击“重心”相比较的话似乎会发现他们的观点是矛盾的。《孙子兵法》里“实”的指向恰恰是《战争论》里“重心”所在，即力量最为集中的地方。如此一来，孙子认为打击敌人的“虚”可致胜，克劳塞维茨却认为应该打击敌人的“重心”——“实”才能“真正打垮敌人”，这是否就说明双方观点相左呢？

要解答以上问题，我认为，应该结合分析《虚实篇》之前的几篇的内容。

孙子在《谋攻篇》和《形篇》分别提出了“全”和“全胜”的观点，其中心思想即为在战争中应该取得对对方的完全胜利，所谓“破伍”、“破卒”、“破旅”、“破军”皆不能达到“全胜”，只有“破国”才能“全胜”，而达成“破国”的条件又在于“知己知彼”。所谓要去“知”的“己”、“彼”，实际上就是“己”之“虚实”和“彼”之“虚实”。从《虚实篇》的论述中，尤其是对于“前后左右”之“备”与“寡”的描述中可以看出，有“虚”必有“实”，存“实”必倚“虚”，孙子是把“虚实”看作是分布于一个国家或一支军队这一整体之中的一个状况，而这么一个分布状况则可以用“形势”来表示。

从中可以引出这么一条线索，不同的“形”蕴含着不同“势”，“形”的不同在于“虚实”分布的不同，“虚实”分布的不同引起了“势”的不同。所谓“避实击虚”则是“求之于势”，“任势”也，“兵因地而制胜”也。把“虚实”当成一个整体，并且与“形势”联系起来的话，“虚”并非是表面上所理解的某方实力薄弱而无关紧要的一环，而应该理解为在战场整体形势中易于被对手攻破从而对整体形势造成重要影响的一个环节，这一环节，就是“节点”，作战的节点，或者说是战争节点。

克劳塞维茨提出的打击“重心”的理论实际上也是要打击战争节点这一关系战争全局的要素，即孙武和克劳塞维茨都注意到了在战争中谋求全胜的关键在于打击对敌方造成重大影响的部位。如果机械地认为打击“重心”和“避实就虚”相矛盾的话，这就只看到了两位军事家在作战指导法上不同，却没有看到在追求“全胜”目标上的相同。实际上，战争节点并非就是“虚”，也有可能是“实”，即打破战争节点可能需要对敌主力进行打击，这就是克劳塞维茨所强调的打击“重点”的原因。然而，根据“虚实”一体化的观点，即使是以敌“重点”的形式存在的战争节点，也会存在“虚”——易于攻击的一面，而且我方可以通过各种行动发现敌人的“虚”，甚至可以调动敌人，使敌人“虚”“实”易位，由优转劣，正所谓“乱生于治，怯生于勇，弱生于强”是也。而做到这一切的前提，即为“知”——获取情报。

从战争全局来说，首先要做到的“知”需是“知形势”；然后是在形势中“知虚实”，即找到战争节点，为抓住战争节点做准备；再然后是在两军相交中“知”虚实之变、形势之变，从而做到“因敌变化而取胜者，谓之神。”即在战场中随时了敌军动向，解形势变化，做到能根据整个战场的局面的变化实施作战；另外，在对“形势”、“虚实”做到“知”的同时，还要做到为敌所不“知”，此所谓“形人而我无形”是也。

综合本节所述，可以用以下比喻来表示“虚实”、“形势”、“知”之间的关系：

一个人，由其内脏、骨骼、肌肉、神经元、血管等单元有机组成，这么一个有机组合体得其人之“形”。人的各个器官有健康与亚健康之分，抑或说有其生长有发达和欠缺之分，这种区分也决定着这个人举手投足的形式。此种不平衡状态所造成的人在某一方面的优势和另一方面的劣势即为“形”之“虚实”。

身体状况往往对一个人在平常活动中的主观想法和意图（可控），以及客观预想和实际趋势（不可控），还有在主观想法和意图、客观预想和实际两者趋势结合起来所造成的影响效果，此为“形”乃“势”之基础。由于一个人的主观意图有权衡利弊的区别，见诸于该个人的客观情况也会对其行为趋势造成轻重舒缓之分，这种区别就是“势”之“虚实”。

整体而言，这个人的身体状况和思想行为趋势即为“形势”，他身体状况和思想行为趋势的优缺点、长短板即为“虚实”。若是这个人与他人进行搏斗，要想战胜这个人，他人就要获取这个人的身体的特点和优劣势，以及他基于自身特点和优劣势而在搏斗中具有的意图和可能采取的手段，此为“知”。又因为与其搏斗的对手同样是人，这就要求对手做到对自己的特点和优劣势进行了解，并在此基础上结合对对手的了解选取致胜的方法和手段，此为“谋”，更要注意的是还要使对方不能对自己形成“知”的效果。前者即为“知己知彼”，后者即为“形人而我无形”。

对敌人和自身的“虚实”达到“知”的效果后，就应该扬长避短并“避实击虚”，发挥自身特长，打击敌人弱点，破其优“势”，毁其全“形”。由于敌人不会轻易把其“虚”暴露出来，这就要求“我”不应直接去攻击表面上可能防备得完美无缺的敌人，而是需要“我”采取各种行动调动敌人并尽量避免不被敌人所调动，即“致人而不致于人”，使敌人在被“我”“致”的过程中露其“虚”。这就是“诡道”。

一言蔽之：此所谓知敌我形势之虚实而谋诡道之攻伐，乃求全胜是也。





《九变》与《九地》存在着一定的联系。事实上，《军争》、《九变》、《行军》、《地形》和《九地》这五篇彼此之间都存在着能够将其归为一类的内在联系。此处虽旨在讲解《九变》，然则亦连带着稍微讲解其他四篇。

《九变》开篇即陈述了指挥官在受国君之命征召部队出征时遇到五种地形时应该采取的“用兵之法”，意指在上述地形中采用何种用兵方法是有利的。孙子虽然提出了针对“五地”所采取的“用兵之法”，但紧接着提出“不由”、“不击”、“不攻”、“不争”、“不受”的“五不”，这是对前面的在“五地”中运用“用兵之法”而提供的辩证看法。郭化若先生认为下一节的“五利”既可指“五地”中的“用兵之法”，也可指“五不”。孙子谈到指挥官要了解“九变”的“利”和“术”，才能得“地之利”和“人之用”，这就引出了后面孙子对战略谋划、应对诸侯和指挥官个人性格缺陷思考。

通观全篇，可理出以下思路：

为将者



当知地利
然则
有所不为


引出


“智者之虑”
应对诸侯
“将有五危”



杂以利害
以害业利
不可不察



九变

事实上，孙子没有明晰地指出何为“九变”，他只是以陈述在战略谋划、应对诸侯和将领性格缺陷中所要注意的方法来“陈列”“九变”在这三个事项中的具体表现。事实上，孙子在篇中所言的“五不”也属于“九变”的范畴，因为按照常规的思维，“涂”是供人“由”的，“军”是要“击”的，“城”是该“攻”，“地”是应“争”的，然则却“有所不”，即是采取了非常规的思维，亦是“变”。因此，归纳篇中的要素，可得下表：

“五不”


“智者之虑”


杂以利害


九变

应对诸侯

以害业利



“将有五危”


不可不察


那么，“九变”到底是什么？为了解答这个问题，似乎得跳出该篇，与其后各篇联系起来看。

《行军》开篇讲了部队在各种地形中应该采取何种措施才能得到“四军之利”。接着陈述了扎营的原则，涉水的原则，险要之地的接敌原则，行军遇到可疑之处时注意事项。后面的四节陈述了关于敌方的各种征兆。最后孙子提出自己对兵力配置的依据，以及对管理士卒的看法。

《地形》开篇讲了指挥官面对各种地理状况“不可不察”的“地之道”，接着又提到指挥官面对部队出现各种不良状况时“不可不察”的“败之道”。然后孙子强调指挥官“知”地形的重要性，又提出依“战道”而动的将领的重要性，紧接着陈述管理士卒的方法，最后强调“知兵”、“知己知彼”、“知天知地”对作战取胜的重要性。

《九地》开篇提出了指挥官面对在具体的“九地”时的“用兵之法”。接着以较长篇幅提出“善用兵者”操控士卒作战的原则和方法，即“为客之道”、“兵之情”、“为兵之事”。然后从战略的高度提出了两国确立交战关系之后作战的总体原则。


《九变》、《行军》、《地形》、《九地》四篇的一个共同点是开篇都强调了指挥官对地理空间情况的了解和利用的重要性，其后都由此引申出治军、作战的一系列原则。从行文脉络来看，四篇中提及的治军、作战的原则都是以地理空间情况为依据而提出，这一点，在《九地》中论及“凡为客之道”时尤为明显。在第一处“为客之道”中，讲得就是在进攻敌国时如何激发士卒的斗志，如何提高士卒的战斗力，孙子没有空洞地强严纪律、提要求，而是提出了“投之无所往”，从而达到“不修而戒，不求而得，不约而亲，不令而信”的效果。从第二处“为客之道”中可以看到孙子对地形对士卒斗志的影响的说明，这相当于解释了第一处中“投之无所往”所形成的治军效果的原因，即指挥官有效利用“九地”来治军。

治军、作战的一切原则都是以地理空间条件为基础。不管是“合军聚众”，“处军相敌”，“并力料敌取人”，“战道”，还是“用兵之法”，“兵之情”，“将军之事”，“为客之道”，“为兵之道”，都是在基于地理空间条件的“变”出来原则和方法。“九变”，虽写为一篇，实则贯穿于四篇之中。


探察分析地理空间环境和敌情，以地理空间条件为基础，以战胜敌人为目标，合理配置兵力，机动灵活地部署部队，采取多种方法有效地调动敌人，一切以作战环境的变化动向作为作战依据，这一原则，即为“九变”。正如张晓军教授所言，战场上唯一不变的就是变。